对于这些告御状人,他直有种异样感觉。也许他们所说都是实话,但他们眼神里透露却都是执拗和不驯服。敢于向自己父母官叫板,敢于和皇帝眼睛对视,可见他们平日就并非安分守己之辈。如果天下沧海横流,正是这些人会铤而走险。对他们进行鼓励,无疑是给国家政治埋下不稳定因素。因此,历史上有些皇帝喜欢搞些御前判案为民申冤“政治秀”,乾隆却从不这样做。
这两个灾民出现,让他相信彭家屏话有所根据,老百姓是不可能在皇帝面前公然说谎。但古往今来,上访处理原则不变
然后共同向他汇报。
与此同时,皇帝还采取个极为秘密措施。他派自己身边个随侍,精明强干员外郎观音保化装成个商人,深入河南夏邑,实地考察灾情到底如何。
这个措施典型地反映皇帝行政风格。
就在观音保出发后第三天,发生开头所述告御状幕。
虽然“爱民如子”,但乾隆并不鼓励他子民们告御状。
乾隆皇帝与明太祖朱元璋在对民宽、对官严点上十分相似。但是,他们政治理念却有明显差异。
因为出身贫寒,朱元璋身上有种强烈民粹主义倾向。洪武年间,有些民望极好*员获罪罢职,但地方百姓拦道苦留。朱元璋知道后,不但不怪罪百姓,反而因此判定这个*员必然是好官,不但释放,甚至还得到提升。
不仅如此,朱元璋直接利用底层百姓政治热情来监察*员。他说,如果好官被人陷害,实情不能上达,允许本处城市乡村“有德老人们赴京面奏,以凭保全”。
乾隆却不欣赏朱元璋政治浪漫主义。他认为,小民们话并不都可信,小民智慧更不可依靠。如果百姓表扬会促使*员步步高升,那假造民意,对于中国*员来说还不是易如反掌事吗?如果老百姓可以随便入京控告*员,那,这些愚民不是很容易成为官场斗争工具吗?所以他说:“小过本不至逮系,但既以司吏,则罪宥宜出朝廷。若因部民伏关乞留,遽为纵遣,是黜陟之柄编氓转得而操之,成何政体?明祖于此俱加以赏赉超擢,不啻导之作*。倘猾吏民窥见意指,交通惑听,流弊伊于何底?国法吏治不因之俱坏乎?”(《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作为个力图以权力笼罩控制切皇帝,乾隆最热爱是秩序和稳定,最恐惧是民众自发性,但有时他也主动深入群众。比如这次南巡途中,他望见衣衫褴褛百姓,会叫到驾前,细细盘问何以穷困,并命加以赏赐。但是他由上而下地询问则可,底层百姓由下而上地主动向他揭发地方官错误,却使他十分不快。国家政治运转定要在严格政治纪律基础之上,百姓有冤屈,应该按规定层层上访,不应该直接找到皇帝这里。“即使地方官政事少未妥协,督抚司道,昭布森列,自当据实陈诉,静听审理,何至无所控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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