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嗣庭、汪景祺亲属,时天下读书人如沐春风,感激涕零。
为刹住文字狱,乾隆还采取个非常有力措施:他规定以后凡举报文字之罪者,如果举报失实,律按诬告罪反坐。
这下,文字狱风潮下子被刹住。从乾隆即位(1736年)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大清王朝文化领域风平浪静,波澜不惊。唯可以称得上文字狱就是谢济世私注经书案,而这个案子恰恰凸显乾隆宽容。原来,谢济世才华出众,却性格倔强,雍正年间,他认为朱熹所注四书有许多错误之处,遂自注《大学》《中庸》,“自逞臆见,肆诋程朱”,因此被罢官治罪,发配西域。乾隆即位,召他回朝,他迂性不改,把自撰《大学注》《中庸疏》加以整理,又献给乾隆。乾隆虽然宽大,但程朱理学是清王朝意识形态正统,他怎能允许这样离经叛道行为,于是“掷还原书,传旨申斥”。谢济世气之下,要求辞官回家养母。乾隆对他相当迁就,没有让他辞官,而是改任他为湖南粮储道,以便他就近养母。
不料,经历这多风波,谢济世性格不改,居然在湖南公开印行《大学注》《中庸疏》。乾隆皇帝虽然生气,但也只是命令把书版销毁,还特意在命令中说谢济世其人“识见迂左则有之,至居官,朕可保其无他也。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湖广总督回复说他遵行皇帝旨意,只烧毁谢书版,并未打击谢济世个人,乾隆满意地批复说:“所办甚妥,止可如此而已。”从“止可如此而已”几个字来看,乾隆非常明白处理此类文字狱界限,也就是说,出于维护意识形态正统需要,个王朝应该对异端思想进行必要压制,但不可以超出正常人情道理之外。
正因为统治者心态如此难得地正常,乾隆初年是清代为数不多文化生态宽松时期。那些已经放下笔文人学士们又开始吟诗弄月,评古论今,时间,大清文艺界呈现派百花齐放繁荣之貌。据推测,曹雪芹《红楼梦》也就是在这个宽松时期开始写作。
可以说,乾隆十六年以前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对读书人最理解包容统治者之。但是,从乾隆十六年起,皇帝心态骤变。
二儒家治国理想破灭(2)
乾隆十六年七月初二,云贵总督硕色向皇帝密报,他在贵州安顺府普定县民间偶然发现件广为传抄“奏稿”,托名为乾隆朝以敢言闻名大臣孙嘉淦所做,不过语言鄙俗,内容不经,看而知就是伪托。其内容是攻击当今皇上失德,犯有“五不解、十大过”。
这“五不解、十大过”具体文字已经无存,根据现存资料推测,是说乾隆举办南巡,浪费民脂民膏,二是指责他前段因为金川之役滥杀*员。此外,还有可能夸大其词地渲染皇帝日常生活荒*无度,说他到江南巡游根本目是寻求美色。最后,“它甚至对满清王朝合法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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