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很深很透。准噶尔表面上只是大清边疆上
处癣疾，实际上却是关系到整个陆地边疆稳定核心。准噶尔地势险要，向南可以控制西藏，向东可以统蒙古。这个国家存在关系到西藏和东蒙古稳定。如果不消灭这个汗国，西藏和蒙古就永无宁日。这点，雍正皇帝早就已经指出：“准噶尔日不靖，西藏事日不妥。西藏料理不能妥协，众蒙古心怀疑贰。此实为国家隐忧、社稷生民忧戚系焉。”现在虽然双方订立
和平条约，但东方式条约并不可靠。旦准噶尔强大起来，必然会撕毁条约，重燃恢复大元之梦。
因此，即位以来，“西师”直是个盘桓在他脑际重要问题。
站在今天时间点回望，乾隆二十年确实是中原王朝扫平西部、彻底统中国千载难逢良机。准部处于有史以来最衰弱时期，兵无斗志。而清朝经过三代经营，国力强盛。此时兴师，十拿九稳。人生机会往往稍纵即逝，国家和民族机会更是如此。这形势，今天看来十分清楚，可是当局者迷，站在历史十字路口人们，往往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清王朝所有*员几乎都没有看到这个形势，皇帝与大臣们意见针锋相对，除对战争观念不同之外，更主要是双方知识储备、国家视野、掌握信息量不同。乾隆站得高、看得远。而朝中大臣们则对这些“蛮夷”素少关注，对乾隆这决定难以理解。满朝大臣，只有小舅子傅恒赞成皇帝决定。战争结束后皇帝回忆当时情景说：“人心狃于久安。在廷诸臣，惟大学士傅恒与朕协心赞画，断在必行，余无不意存畏葸。”
领导人能力体现在做出高人筹决断，并且有力地实施这个决断。因此，这场战争最重要不是战斗本身，而是如何推动大清帝国这架机器走上战争轨道。
乾隆皇帝后来回忆说：“斯时，力排众议，竭尽心力。”（《御制诗五集》）做官僚集团思想工作，动员、组织文武*员投入这场战争，让他几乎精疲力竭。他连篇累牍地发布谕旨，分析清准力量对比，再三论证出兵讨伐必要性，并表示自己决心已下，不可动摇。他说：“此正可乘之机。若失此不图，再阅数年，伊事势稍空，必将故智复萌，然后仓猝备御，其劳费必且更倍于今。”“此际达瓦齐力穷失据，且内难相寻，众心不服，失此不图，数年之后，伊事务稍定，仍来与
为难，必致愈费周章。”
乾隆十九年（1754年）十月十三日，他在太和殿召见诸王和满族大臣，对他们说：“朕总理天下诸务，惟据理独断，应办之事，断不为众所阻挠。如其不可，众人强为奏请，朕亦断不允行。是皆尔等所共知者。此用兵要务，朕筹之已审，岂以众人怯懦，即失机宜，半途而废。”（《清高宗实录》）
经过反复思想动员，终于，人们表面上不再反对。大清帝国勉强开上战争轨道。
然而乾隆却物色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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