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
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中国不宜忘此大者而怨其小者”(12)。
其实在此之前，曾国藩通过“
件小事”已经感觉到这些洋人
与众不同之处。
咸丰三年，也就是1853年，上海爆发
小刀会起义，在混乱期间，上海海关运转失灵，海关*员逃到租界。但是外商船只还在港口等待，贸易还是得继续进行，英、法、美三国领事商量下，决定三国各派人，成立税务司，“代替中国z.府”管理上海海关。这显然是对中国主权种严重侵犯。不过令中方*员意外是，外国人居然能诚实认真地收税。过两年，上海收复，外国人居然将他们管理时收到税款七十余万两白银，移交给清z.府。而且，在外国人管理下，上海海关贪污腐败明显减少，征收额明显上升。“税收大增，z.府善之。”(13)
清z.府事后脑洞大开，竟然很高兴地同意由英国人代管中国海关，并写入与英美等国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第十款：“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推行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椿、号船、塔表、望楼等事。”从此开始由外国人代管海关行政，最高长官称“总税务司”，意即“总司海关税务之事”，实际上全权负责管理海关事务。
外国人管理中国z.府事务，这当然是西方侵犯中国主权个铁证。但是清朝z.府在这件事情上并非完全出于被动。在英国外交官威妥玛与清朝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谈论海关改革事宜之时，威妥玛曾表示，如果能按“外国制度越来越划推行”中国海关改革，并不定由英国人来管理，“中国尽可以雇用中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等等”。没想到文祥马上回答，“用中国人不行，因为显然他们都不按照实征数目呈报”，并且以原来管理上海海关薛焕为例，说他近三年来根本没有报过次账。后来当英国人赫德（RobertHart）来到北京，与恭亲王奕具体谈到海关改革时，“恭亲王与赫德谈些中国官场上极为敏感话题。恭亲王说，中国*员几乎无人可信。对比之下，外国人报告较为可靠”(14)。
外国人将七十多万关税交给清朝z.府，这举动让曾国藩大为意外。想不到蛮夷之人，居然也有信义。起码此举可称为君子之行。所以后来他在信中曾赞叹道：“咸丰三年刘丽川攻上海，至五年元旦克复，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交还七十余万与监督吴道。国藩尝叹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
后来曾国藩又看到，西洋各国协助中国管理税关，廉明有效，收到税款居然比清朝收到多两倍甚至三倍：“即令沪、镇、浔、汉凡有领事官之处，皆国令管关者，体稽查，体呈验，正税，子税，较厘金之科则业已倍之三之，在彼固自谓仁至义尽矣。”(15)
这些事情，让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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