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府
公堂，每天会有两名刑房吏员值守，
个叫直堂吏，个叫直印吏。直堂吏负责预读上交诉状，初步判断其性质，并签发牌票，召唤涉案人员等；直印吏则负责记录公文往来，他手里有个簿子，上面写今天哪房收到公文几道，用
几次印，有几封诉状上交，有几道牌票发出，等等。两者互相配合，也互相监督。
二十三日这天，值班直堂吏叫杨汉采。他收到杜山诉状，先读遍，并没有急着转交。这个指控很敏感，不能偏听面之词。推官老爷就算要审，也得等原告被告到齐再说。直堂吏主要工作，就是预先把相关人等材料准备齐全，让老爷可以直接升堂断案。
于是杨汉采当堂写道牌票，交给防夫刘景高——防夫也是个役职，可以视为保安与邮递员合体——让他在本月二十五日之前赶到彭县，把陶成、陈佐等人提到成都来问话。
刘景高拿着牌票
害而死。这些人至今仍逍遥法外，剥害乡民。
这招就更狠。
这几个人到底有没有陷害杨知县、怎
陷害，后人永远不可能知道。但这种事情，在当时很有可能发生。
知县是科举出身，精熟典籍，却未必解庶务，何况他又是流官，干几年就要调走。胥吏们虽然地位卑贱，却深谙乡情，彼此抱团，把持着大部分基层政务。所以在县衙生态圈里，胥吏集团可以和县太爷相颉颃。真逼急，胥吏们施展手段，甚至可以把知县生生逼走。
在崇祯朝广州府新安县，曾有过这个案例：新安县里有个胥吏叫陆荣祖，想要谋求个职位，可负责选拔承行吏员陶魁秉公行事，拒绝他要求。陆荣祖大怒，竟然活活把陶魁殴打致死。这起严重人命官司，新安知县居然不敢管，生怕得罪陆荣祖。直到苦主上告广州府，凶手才得以伏法。当时广州府推官颜俊彦在判决里感慨：“吏之如虎也，令之如羊也。”可见有时候知县也是弱势群体。
《吏治悬镜》里对胥吏凶悍，描述得更加精准：“本官稍有瑕疵，辄指为把柄，讲呈说告，恐吓多端，卖访勾窝，陷害无罪。于是长厚受其挟制，莫敢伊何；严刻者化为痴呆，惮于用罚。”
知县上任，往往会带至少两个师爷幕友，个精通刑名，个精通钱粮，分派到六房，就是为从胥吏手里稍微夺回主动权。
不过胥吏欺官这种事，很少会拿到明面上来说。朝廷体面还要不要？*员威严还留不留？杜山纸状书戳破这层窗户纸，直接指控陶成、陈佐等几个人欺官，操控县治，连知县都坑死。结果整个案子从桩贿赂小事上升到“彭县还姓不姓朱”问题，不由得上峰不上心。
这份状书，于嘉靖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递交给成都府。
般来说，此类案件会交由成都府推官负责审理。不过推官业务很多，未必每天都在，因此在这之前，公堂还有个预审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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